源镜研究 | 代孕子女抚养关系的司法认定

婚姻家事是北京源镜律师事务所的重点业务领域。在该领域中,代孕所生子女的抚养关系认定是实务难点之一:代孕语境下,“母亲”的身份往往被分割为提供卵子的血缘母亲、怀孕分娩的代孕母亲、出生后实际照护的养育母亲三个层面;当意向母亲既未提供卵子、亦未分娩,生父事后又以“无血缘关系”为由否认其母亲身份并争夺直接抚养权时,法律应当如何认定,实践中争议较大。

基于本所婚姻家事团队在实务中形成的观察与思考,本文结合现行法律与公开裁判规则,梳理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与答辩思路,供实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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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孕行为违法,是否影响子女权益的保护?

问题:我国禁止代孕,这是否意味着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和权益保护可以被否定?

法条:原卫生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第3条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但该禁止性规定针对的是代孕行为本身,并未否定代孕所生子女的民事权益。《民法典》第1084条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同样适用于代孕所生子女。

判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少民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对此有明确论述:“法律可以对违法行为本身进行制裁,但因此出生的孩子并不经由制裁而消失,无论代孕这一社会现象合法与否,都必然涉及到因代孕而出生之子女的法律地位认定。”该案中,法院并未因代孕违法而拒绝处理子女的监护与抚养问题,而是回到子女利益本身作出判断。

结论:代孕行为的违法性,不影响代孕所生子女作为民事主体享有权益。法院在处理此类争议时,应将未成年人身份安定、受照护状态和健康成长需求置于保护核心,而非以代孕违法为由否定子女的法律地位。

类案答辩启示:在答辩中,不宜将争议引向“代孕是否合法”的抽象讨论,而应明确:无论代孕行为如何评价,孩子已经出生,其抚养安排必须依照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独立判断。对方以代孕违法为由否定意向母亲资格,混淆了行为评价与子女权益保护两个层面。

二、无血缘意向母亲,能否基于共同生育意思取得母亲身份?

问题:意向母亲未提供卵子、未分娩,能否仅因夫妻共同决定通过辅助生殖生育子女,而被认定为母亲?

法条:《民法典》第1073条规定了亲子关系确认与否认之诉,但未明确辅助生殖情形下亲子关系的认定标准。指导案例50号(李某、郭某阳诉郭某和、童某某继承纠纷案)的裁判要点指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利用他人精子进行人工授精并使女方受孕后,男方反悔,所生子女仍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

判例:指导案例50号确立的法理是,夫妻共同生育意思具有独立法律意义,男方签字同意辅助生殖,即表明其具有通过该方式获得夫妻共同子女的意思表示,事后反悔不能成立。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7366号案将该法理运用于代孕场景:夫妻婚内共同商议代孕,丈夫提供精子,妻子因手术丧失生育能力,与孩子无遗传及分娩联系;孩子出生医学证明将夫妻登记为父母;离婚后丈夫以无血缘关系为由诉请变更抚养。北京一中院二审认定,双方共同商议代孕、代孕女性在建档产检生产时均使用妻子身份,足以证明共同生育意思,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婚生子女,并维持由妻子直接抚养。

结论:在辅助生殖情形中,夫妻共同生育意思和对子女身份、责任的共同承诺,具有独立于遗传联系的法律意义。生父不能将双方共同选择的生育事实,在婚姻出现矛盾后单独作为排除意向母亲抚养资格的理由。

类案答辩启示:答辩应重点围绕“共同生育意思”组织证据,包括代孕协议中意向母亲的记载、出生文件上母亲一栏的登记、丈夫曾以父母身份办理证件或公证等对外行为。对方以“未提供卵子”为由否认母亲身份,与指导案例50号及北京一中院7366号案确立的规则相悖。

三、即使法定母亲身份存疑,长期抚养能否形成继母子女关系?

问题:如果法院对意向母亲的法定母亲身份仍需进一步审查,其与孩子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实际照护的事实,能否产生独立的法律效果?

法条:《民法典》第1072条第2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8条进一步明确,判断是否“受其抚养教育”,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

判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少民终字第56号案即通过这一路径,认定无遗传、无分娩联系的意向妻子与两名孩子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母子女关系,并据此确认其监护资格。该案裁判理由指出,缔结婚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履行了抚养教育义务的,亦可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子女出生时间在缔结婚姻之前还是之后,并非认定形成抚养关系的实质要件。后续(2020)沪01民终2825号法定继承纠纷中,上海一中院再次确认该意向妻子系形成抚养关系的继母及孩子监护人。

结论:即使法院对意向母亲的法定母亲身份持审慎态度,其与孩子之间长期共同生活、实际照护、教育医疗安排等事实,仍足以使其作为有抚养关系的继母进入监护和直接抚养资格的审查范围,不能仅凭DNA在比较开始前将其排除。

类案答辩启示:答辩应将继母子女关系作为备位路径。证据准备的重点不在于血缘或分娩,而在于共同生活的时间跨度、日常照护的具体事实、教育医疗安排及费用支出凭证。该路径的意义在于,即使法院对法律母亲身份存疑,也不能将意向母亲完全排除在抚养权比较之外。

四、单方带离孩子,对抚养权认定产生何种影响?

问题:一方未经协商将孩子带离、中断另一方原有照护,再以时间经过形成的“现状”主张抚养优势,法院应如何评价?

法条:《民法典》第1084条规定,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2条至第14条规定,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离婚诉讼中,一方抢夺、藏匿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的,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

判例: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28号(张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明确,夫妻双方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擅自带走未成年子女,致使另一方无法与未成年子女相见的,构成对另一方因履行监护职责所产生的权利的侵害。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月发布的颜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典型案例进一步指出:“因抢夺子女形成的抚养状态,是一种非法的事实状态,不因时间的持续而合法化。”

结论:单方带离形成的事实状态,不构成抚养优势。一方通过带离孩子制造“既成事实”,再以“孩子已随其生活”为由主张变更抚养关系,不应获得司法支持。带离行为的违法性越清晰,对方以“现状”主张抚养优势的空间越小。

类案答辩启示:答辩应将对方单方带离行为作为独立的不利评价事由,清晰呈现时间线:孩子原生活地点、原主要照护人、带离时间、带离后另一方接触是否受阻。指导性案例228号与颜某某典型案例构成完整的规则链,可据此主张对方以单方制造的分离状态争夺抚养权,违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五、所有论证最终如何回归未成年人利益原则?

问题:上述共同生育意思、继母子女关系、单方带离等规则,最终都应服务于何种判断标准?

法条:《民法典》第1084条确立的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是抚养权判断的最终依据。该原则要求法院比较的不是双方抽象的经济条件,而是两个具体孩子的生活能否保持安全、稳定与连续。

判例: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少民终字第56号案在认定继母子女关系后,进一步从监护能力、孩子对生活环境及情感的需求、家庭结构完整性等方面,认定由意向母亲监护更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7366号案亦本着未成年人权益最大化原则,维持由长期照护的妻子继续直接抚养,避免改变孩子已形成的生活环境。

结论:共同生育意思、长期照护事实、单方带离的不利评价,最终都应纳入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综合判断。谁在维持孩子生活的连续性,谁在破坏这种连续性,是法院判断的核心。

类案答辩启示:答辩应将前述规则整合为一个整体论证:意向母亲自始参与共同生育决定,孩子出生后长期由其主要照护,教育医疗安排以其为基础;对方单方带离中断了这种连续性,其以“现状”主张抚养优势不应被采纳。所有证据和规则最终指向一个结论:由意向母亲直接抚养,最有利于两个孩子的安全、稳定与连续。

结语

代孕所生子女的抚养关系认定,交织着禁止代孕的公共政策、共同生育意思的私法自治、长期照护的事实基础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共同生育意思具有独立法律意义,血缘并非父母身份的唯一标准;长期实际照护可形成继母子女关系,不能仅凭DNA排除意向母亲的抚养资格;单方带离形成的事实状态不构成抚养优势,一切判断最终回归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

对于正在经历此类争议的家庭而言,法律能做的,不是对代孕行为本身作出简单化的道德评判,而是在既有规则框架内,尽可能减少成年人之间的对抗对孩子造成的二次伤害。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1084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12-14条、第18条

[3]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50号:李某、郭某阳诉郭某和、童某某继承纠纷案

[4]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28号:张某诉李某、刘某监护权纠纷案;

[5] 最高人民法院涉婚姻家庭纠纷典型案例:颜某某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案(2025年1月15日发布)

[6]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7366号民事判决(《中国法院2021年度案例·婚姻家庭与继承纠纷》收录)

[7]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少民终字第56号民事判决

[8]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1民终2825号民事判决

文章作者:张    微   北京源镜律师事务所 实习律师
指导律师:
吴海军 北京源镜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  婚姻与家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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